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查看了一下官职表，好让自己心中有数，正好看到那位舒亶正在执掌谏院。
估计张商英做好事的次数不多，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这个自己施过恩的人。
于是，他就找上门去，心想凭自己对他以前的举荐，可以求舒亶对自己的要求通融一二。
其实，这次张商英的求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女婿王沩。
他也没有直接提出要什么照顾，只是将王沩从事的工作向他表明了一下，意思当然清楚，就是求照应。
偏偏这位舒亶为人很正直，不会为私人开后门，就把这事弄成一个奏章，直接给了皇上，让皇上定夺。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少年，虽然张商英记得清清楚楚有举荐之恩，当事人可能毫无印象了。
况且张商英自己的官位都保不住，他的举荐如何能起多大作用？估计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可叹的是就，这张商英还是施恩求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自作自受。
同时也说明，张商英此人在得意的时候，没有干过多少让人受益的事情。
以至于需要让人感恩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找到一个还将他给举报了。
大概英宗对张商英还有印象，这次这货又惹麻烦，岂不是屡教不改吗？心中更加厌恶了。
二话不说，直接认定他这件事是大错，属于干涉御史台公正，没有客气，再次将他放逐。
这次是派他到一个叫作赤岸的地方监责盐税去了。
赤岸是个小地方，产盐的地方通常都是一片荒滩野地，兔子不拉屎。
由此可见，很显然，张商英的待遇是一鳖不如一鳖了。
这起码是他第三个大坑，离上次那个坑不远，爬出坑来水还没干，又跳进另一个大坑。
好不容易熬过了神宗朝代，迎来了哲宗亲政，张商英的机会又来了。
哲宗初期，张商英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大概相当于后世的中级法院院长，有些职权，但是不大。
对于力争上游大有作为的张商英来说，那个小官位远远不能满足于他的胃口。
可是他就没有想想，他本来大有机会，而且攀登到较高位置，后来全部成了无效之功，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不是因为他急于求成，慌不择路搞出来的人见人烦、猫狗不待见？
进了那么多次深坑，还不知道多加小心，稳妥一些，还要继续跳坑？
那可真是一名健将级别的跳坑运动员。
须知坑的数量是数不清的，你永远跳不完，前赴后继也没有用。
他刚刚担任了那个推官，还没有熟悉环境呢，就开始无数次地给各位执政写信，还有口头表达。
这些不同形式交流，都是提出要求，所要求就是一件事：他要当大官，要给他负大责，他要赶紧提升。
注意一点，这里的执政泛指所有中枢部门的不同主政官员，没有具体说那个部门。
估计张商英是不问那个衙门口，只问官大小。
凡是给的官大的，只要那个地方要自己，他就一脚踏进去。
可想而知，他这种急迫追人的作法，不会有人喜欢，多半适得其反。
谁也不喜欢那种毛躁脾气，稳妥才是要领，尤其是他的年龄到了那里。
接着在哲宗施政初期，张商英又搞出了事端。
那时因为种种原因，庙堂对新法中有些不便于民之处，稍有更改。
张商英见到了，觉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趁机又来上言，大张其论。
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
这是借用了孔夫子论语的说法，用他当鞭子打人，意思是说你们太性子急了，以至于违背了孝道。
这就是把当时可以说上话作出决定的君臣一网打尽，说他们都是不孝。这个罪名太大。
在宋代，不孝是大罪，承袭了盛唐对不孝惩治的律法，都很严厉，犯者必究。
也就是说，如果张商英有关“父之道”的指证，确定为不孝犯罪，那么所有人都要被惩罚，包括皇上。
不少罪行可以有例外，特殊的人物可以豁免或者减轻，而不孝罪不能豁免，也不能减轻。
因为不孝罪的本质是人伦大罪，而人伦只要是人，都必须要按照遵行，否则就不是人了。
当皇上确实位高权重，但是你要说他不是人，那他也不干是吧。
所以张商英的这个奏疏，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夸大其词，哗众取宠，关键是不符合实际。
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是那种固守成规的人，这样说，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图谋自己出头。
可是如此一来，两边的重要人物都被他给得罪了。
因为小小改动，双方都可以看成那是自己主张的胜利。
保守派觉得胜利了，因为他们撬开了坚冰，有了起头就有希望。
改革派则保住了基本改革成果，也是胜利，起码没有大踏步退步。
最关键的是双方有了一致的基础，可以避免双方乱斗，可以专心干事了，这是皇上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不过，这次张商英至少说的没有太大毛病，也就没有人推他进坑，只是说了没管什么用，威信大降。
而且在大家心里都留下恶劣印象，这个恐怕后果更糟糕。
接着这位不得消停的老干将又给苏轼写信求入台，其廋词有“老僧欲住乌寺，嗬佛骂祖”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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