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见了谢迁欣然道：“爱卿来得正好，朕正要着人去东宫找你”。
谢迁看到刘健两位大学士都在，不禁愕然道：“陛下，可是发生了甚么大事么？”
刘健在一旁将北元小王子伯颜可汗刚刚退却、火筛又来劫掠、迂回穿插直入腹地的消息对他说了一遍，又将几人的不同意见讲了，谢迁听了顿时大摇其头，向弘治皇帝道：“陛下，兵者，天下之凶器也；勇者，天下之凶德也。此两者俱非君子之器！
蒙人野蛮，以杀戮为耕作。我天朝上国，若亦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师之所处，未免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田园荒芜，荆棘生焉，如此岂不有违仁道？
想我大明，乃文明礼义之邦，既不需掠夺他人财物，更无需奴役蛮夷野人，何必出兵远征呢？如今天下安定，政治清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怕的就是天灾人祸，依臣之见，着九边守将严加戒备，阻蛮夷于国门之外便是了。
既然火筛循小路奇袭延庆，可见我边陲防线尚有漏洞，臣以为可将延庆长城八达岭一段加固加长，修筑边城，屯兵把守，则大事定矣。”
弘治皇帝听了他的说辞微感不悦，兵者天下凶器？没有这凶器，大明从何而来？勇者天下凶德？可历代开国之帝乃至太祖、成祖谁不以武功平天下？难道要等前元皇帝禅位不成？
可是谢迁所言皆是圣人遗语，纵然弘治身为帝王，也不能予以反驳，在天下读书人眼中圣人的道德文章那可是永不可触逆的金科玉律。他闷闷不乐地道：“罢了，朕已宣兵部尚书刘大夏进宫，且看他有何意见，再定行止便是”。
稍候，御书房外一个声如洪钟的苍老声音道：“臣，兵部尚书刘大夏，奉诏晋见！”
弘治闻言急宣。这刘大夏，已是七十岁的老头儿，须发皆白，不过精神矍烁，身材魁梧，言语举止间神情彪悍，颇有武者威风。弘治朝有两位老黄忠似的上将军，一位是刘大夏，一位是王越，都是老而弥姜。
王越官位、武功犹在刘大夏之上，昔年曾为兵部尚书，后来总制三边，七十岁时亲自率兵远征，驰至贺兰山下，袭破小王子十里兵营，获驼马牛羊器仗，各以千计，打得小王子望风而逃，论功晋少保衔。总制三边、兵权在握的大将军，终大明一朝，也只有他一人。
可惜当时正是正是鼓吹长生不老、成仙成道的大奸宦李广掌权，王越深知为将在外、远征鞑靼数千里，最怕的就是有自已人在后边扯后腿，一个粮草不继、后勤中断，就是孤立无援的局面。
为了得到李广的支持，不致征途上饱受肘掖，王越派人交通买好李广，还把战功也分他一份，李广得了好处，又有战功可拿，这才尽心竭力向皇帝建议倾朝廷所能全力支持。
可是李广病死，从家中搜出金银财宝无数，被定为巨奸大恶后，不但李广一党尽皆倒台，与他关系密切的王岳也饱受御使言官们参劾，被指斥为奸党一流。
在那些书生们眼中，既然奸宦当道，那便该独善其身，也不可违背圣人古训，交好奉迎，哪怕是虚于委蛇为谋有为，也是断断不可的。何况如今任你口灿莲花，谁知道你当初怎么想的？你不是口口声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吗？那你就下地狱吧。
老王岳率军驰骋千里、势如破竹，以七十高龄杀得蒙古铁骑丢盔卸甲，结果没有黄沙埋骨，最后却被督察院的言官们你一本、我一本给活活骂死了。
刘大夏是朝中重臣，先后辅佐英、宪、孝三位皇帝，是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其人做事果敢，善于带兵、兼且耿直无私，所以刘健等人虽一向瞧不起武将，但是对这位刘尚书却颇有几分敬意。
刘大夏看罢军情奏报，沉吟半晌，微微摇头道：“陛下，臣也以为......宜严防，不宜出塞！”刘健、谢迁、李东阳闻言都松了口气。
苗逵却双眼望天，大是愤怒，他知道刘大夏固然大多出于公意，但里边未必没有一些私心。这刘大夏同内官斗了多年，视宦官皆为蛇蝎，只要出自内官的建议，无论对错心中便先有了三分戒意。
当初郑公公七下西洋，宦官势力为之大炽，刘大夏认为远洋他国是件劳师动众毫无益处的弊政，更怕宦官势力借此大举抬头，成为朝廷大患，因此英宗又欲远航时，他便横加阻挠，听说郑公公的航海宝图便毁在此人手中。
成化十七年，安南（越南）侵老挝，兵败。当时汪直汪公公想乘机收复不再恭顺于大明的安南，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地图。
刘大夏认为兵衅一开，败则死伤重大，胜则宦官势大，因此又将去安南的路线图藏匿起来，不肯交出。他的锁国自保政策深得士大夫们的赞同，因此就连当时权倾朝野的汪直也拿他全无办法。
如今他这么说，蔫知不是怕宦官重又得势？苗逵想着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眼中大有恨意。但这刘大夏是弘治目前最得宠的臣子，他治理黄河、肃清叛匪，督理兵饷，为官清廉，可以说是朝野上下有口皆碑，苗逵虽然得宠，也不敢轻掠其锋。
弘治听到这位骁将也这么说，不禁大失所望，他不服气地道：“太祖、成祖时，数次出塞，打得蒙人一败涂地，到后来蒙人见我大明旗帜便纵马远遁，我军欲寻一战而不可得，端得威风，如今何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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