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便来了。
九月，西夏不顾宋朝的反对声音，突然出兵庆州，未攻下什么堡砦，但此次出击，却杀害了一千多名庆州百姓，掳掠无数。
疯狂的梁氏。
出兵之前，西夏重臣，也是西夏的名将，让郑朗都有些忌惮的嵬名浪遇再三阻止，梁氏不听，相反，因为嵬名浪遇功高位重，又象元昊一样，渐渐将此人冷遇。
朝廷接到消息后，郑朗放下手中的事务，写了一篇文章，登于报纸上，虽远必诛赋。
汉武帝时，陈汤上书汉武帝说，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意思是应当把砍下的头颅悬于蛮夷居住的地方，让他们知道，敢于侵犯强大汉朝的人，即使再远，也一定要杀死他们。
汉武帝虽穷兵黜武做得略有些过了，可正是因为这句犯大汉者，虽远必诛，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一次次打败了来犯的胡虏。但现在郑朗有点想不明白了，对契丹苟和还能理解，契丹强大，两国开战，对宋朝会产生极大的伤害。
其实就是宋朝与契丹的战绩，也未必是每战必败，也曾多次击败过契丹，契丹于澶渊城下议盟，不是看到宋朝的所谓仁爱，而是主帅射杀，多次受阻，甚至出现多次败局，迫不得己，才与宋朝议和的。
然而现在呢，给了大量岁币，盟和以来，共给了近两千万银帛，实际价值三千多万。然每次契丹来使到来，跃马长街，那怕是契丹与西夏鏖战数年之久，困窘有求我朝之时，使者到来，仍傲气凛然，士大夫望之色沮。为何？
不提了，毕竟与契丹盟约以来，契丹小动作不停，可并没有真正出兵中原，虽花了钱也算是值了。
但西夏呢？
原来仅是一个苟于银夏二州之地的羌奴，侵占盐绥宥灵等数州，这是宋朝最高官员的最高腔调，第一次将灵兴盐绥高调地归于宋朝疆域。并且与我朝交战，胜少败多，庆历数战，击毙了几十万虏敌，若不是国家财政吃紧，又遇罕见的灾害，都能将其灭国。其后狄青一度拿下西夏六州，为何惧之如此？
朝廷为了爱民，不欲生事，允和，并且给其大量岁币与赏赐，没藏叛乱，狄青主动出兵相助，替西夏击败叛贼。不可谓不仁至义尽。但不久，李谅祚入侵。陛下登基为了爱民，再次原谅。但西夏怎么做的？就算有绥州争议，朝廷也答应其交换，不过土门附近几十座小堡的代价罢了。梁氏穷凶极恶，先出兵击杀刘沟堡一千多名宋朝将士，时隔数月，再度入侵庆州。大汉的骨气血性哪里去了？为什么面对一个弱小的不如自己的对手，一再的害怕苟和？难道秦州百姓，庆州百姓与陕西百姓就不是宋朝子民？
我不懂，请诸位告诉我答案。
文章写得极其的煽动。
这便是郑朗的契机所在。
外敌入侵，只要国家不软弱，让百姓失望，利用得当，便是一次凝聚民族团结的机会，更是一次转移内部矛盾的机会。
苟和的仅是最上层的少数人，也许占不到宋朝的人口千分之一数量，不过这群人手中有可能占着宋朝一半以上的权利资源，故显得宋朝以苟和派占据上风，实际不是，宋朝九成以上的百姓至少在外交上是激进的，多数百姓认为国家软弱，生活在屈辱之中。不然也不可能有杨家将的传说流传开来。
郑朗放在朝会上讲，也许将嘴皮子磨破了，也未必能说服三分之二的大臣支持。
至于有些人说国家财政吃紧。
财政不吃紧，也没有多少士大夫想打仗。
不过有了财政吃紧这一条，更给他们苟和理由。
民间却不大管的，郑朗有意煽动，梁氏做得太嚣张了，这些年，自治平时起，西夏就不停地犯边。郑朗文章前面一出来，后面无数士子写文章怦击朝堂。
就算允许他们犯错误，可最少得有一个底限。西夏人根本就没有底限，想打就打，想和就和，国家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军队，一年军费最高时能达到一亿缗费用，怎么窝囊到这种程度？于其这样，为什么要养那么多军队？就是大理与交趾这样的小国家，也不能活得如此憋闷。
朝堂不知道怎么办？
郑朗一直是激进派，此次做得也不错了，无论与西夏使者会谈绥州，或是在刘沟堡中“顾全大局”的表现，皆无可挑剔。
但此次做得太过份了。
就包括一部分中立的大臣，心中也开始倒戈起来。
当然，不愿意生事的大臣更多，本来国家就是多事之秋，又有赤字拖累，因此希望西北宁静的，不然大战发生，国家必将被拖累下去。
不过下面反对声音波涛汹涌，这些人不敢说话。民间舆论纷纷嚷嚷，朝堂却是安静一片。
赵顼将曾公亮、郑朗、富弼与吕公著、王珪、司马光六名大臣诏入内宫商议。东府二人，西府二人，两制二人，皆是二府两制最高长官。连参知政事都无权参加此次秘密会议。
散后，连下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正式将缓州编制，让范纯祐知绥州。
第二道诏书是重新杜绝西夏的岁赐，将两大榷场与一些私市全部关闭。
两道诏书一下，终于朝堂产生争执。
不管是什么原因，那怕是关闭榷场，中断岁赐也可以的，但不当将绥州正式编制，西北将不宁矣。可另一部分大臣却强烈支持，为什么西夏能蚕食宋朝的土地，宋朝就不能吞食西夏土地，况且连蚕食都不能称，乃是嵬名山兄弟自己主动投奔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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