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使者只提出一件事，边境有疑义，要求两国重新审查。
仅一句，所有君臣面面相觑，他们想到了很多很多。
郑朗并没有说话，仅是盯着四个使者。
四个使者看到郑朗眼光，皆有些心虚，一是郑朗赫赫声名，第二非是郑朗与自家皇帝的关系，两国交战，各为自主，况且一君一臣，为了国家利益，以前那点儿关系算什么。他们担心的是一路所看到所听到的，契丹借机勒索，宋朝用兵河湟，是用了兵，可用兵很少，才两万多人，对于养了庞大的一百多万宋军来说，两万来人又算什么？
二是大灾。
但他们看到的不是想的那么一回事。
大灾严重，然郑朗准备了多少年？甚至自前年起，就自动停止有争议的改革。
先说人事，人事很重要，让朝廷来组织赈灾，贪污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有另一个群体，职官，这些年职官数量渐渐下降，想解决那是不可能的，职官多的时候乃是仁宗晚年，英宗达到巅峰，也就是这些职官以三十几岁四十岁为主，想职官少，必须保持现在良好的制度，还要三十年时间，整个官员数字才能健康化。只能说少了，可一次宗庙祭与两次科举，再次增加了许多职官进来。职官不仅无权，还是无钱，两相对比，收入整差了四倍。
靠正常的程序，朝廷一年也不过挪出来七八百名官员，要等到那一年？因此职官实际多与差官是对立关系，除非家中有人的。说好听的，这叫磨勘，长见识，说不好听的这叫以毒攻毒。
因此最渴望官员贬职罢官的不是老百姓，也不是朝廷，朝廷几年改制后，官员数量稳定下来，可不会管的，这一群体正是职官。
郑朗将几千名职官放下去，名为磨勘，培养提拨补阙，实为互相监督，一部分监督组织安排灾民，还有一部分用来监督兴修道路水利，最后绝大部分安排到各州各县，名为学习，实际监督各州县官吏，主要就是粮食与各种救灾物资。
律法也十分酷厉，真杀，仅是年前，杀掉的就是三十多人，两百人左右罢官流放。不过这时候没有异疑，大灾到来，都要饿死人了，还贪还污，不杀留在何时。
有贪污，官商勾结谋私，但不是很重。
郑朗对人事最重视，但正是王安石最疏忽的地方，再好的改革，也还要人来执行的，没有一个良好的官场风气，王安石智商高达三百，也不能带领宋朝改革成功。就是这样，能有八成到八成五用于救灾控制粮价，郑朗就谢天谢地了。对此郑朗不气愤，这是在宋朝，还要好一点，若是在明清或者，最多只能有五六成，严重者不满两成用于灾民，至于其他的，天知道到了那一个人的口袋。
人解决了，再解决灾民。
不是所有人愿意离开家园的，几年大治，许多人家还能过得下去，不愿意随朝廷到处施工，自己有粮食的更好，没有储粮的，只好用钱买。特别是城镇化规模扩大，城市里的居民更要靠买粮度日。
这个问题看似很难办，但郑朗想到一个笨办法，不论是什么人来购买，一人限量两升，于各县衙前发放，一天买多少次不要紧，但不得强行插队。违反者轻重五十笞，重则一百杖，隔壁就是县衙，当场笞打。
怎么办呢，若说按户分配，或者按照户等分配，能公平分配下去吗？
这个笨办法就解决了，朝廷是平价粮，排队的人多，有的人从早上排到下午，才能买一回。就是商人眼馋这个差价，能雇人么，能雇得起么，运气好一天能买一斗，不好仅能买回来两升四升，差价远不够付工资的。
因此对平抑粮价起了积极作用。
这是很重要的，其实若大的国家，不但国仓，粮商与大地主手中多少有许多备粮，就说各地酒务，那一个酒务里没有大批粮食。除非旱上三年五年，不然就是熙宁旱灾，即便江东圩不象现在，两荆与两广未开发，农田水利实施没有几年，若是将所有人的粮食积攒起来，差口不会很多。主要是商人越灾越囤，于是粮价越抬越高。
史上王安石做得不错的，熙宁七年时京城米价一斗仅一百五十文，想一想仁宗时，江南米价都涨到过一石六千文，这个价格算什么？这就是常平仓与发运司的功劳。
就是这个价格，朝廷还从各地调米过来，平价一百米供应京城百姓食用，最后又降十文。如此的大旱，做到这一步何其不易，可惜司马光、文彦博、郑侠与韩琦看不到。
不过这是京城，国家重心，其他各地仍然很惨，河北许多地区涨到三百多文，四百多文，河东涨到四百多文，五百文甚至六百七百文一贯，陕西多少已不可想像了。这才导致流民遍野，没有办法，国家财力就那么大，谁想到会发生这样突如其来的大灾。仍在王安石组织下，比明道时好得多。很是不易。
未来粮食价格会涨到多少，郑朗不知道，但元旦时，京城米价只有七十文，麦价四十文，粟价二十文。无奈，麦粟便宜，准备得最多。河北平均仅有九十文，五十文，二十文，加了一个运费，粟乃当地所产，价格未变。河东是一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如此大的大灾，居然还没有皇祐时粮价贵。因此民不怨，流民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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