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重要的经验是经济体制。这里的经济体制不是指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而是指企业和之间地关系。地区倾斜化和产业倾斜化也并非完全没有弊病，以当年的苏联为例，因为十月革命后险恶的国际形势，当时苏联把工业发展重心放在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领域，并因此取得了长足地进步。为后来在不利条件下击败强大的德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是产业倾斜化政策的实施，势必使得参与到企业地运营中，就其本身而言，实际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苏联的许多重工业企业在后期由于过分依赖对企业的扶持和领导，丧失了企业地独立性和市场自主性，导致企业运营僵化，企业员工缺乏主动性。产品的研发与市场需要背道而驰，这就是由于经济体质造成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强力干预下，忽视人才主动性、违背市场规律地国有型企业是难以成功地。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像历史上就是通过把官办企业进行贱卖来解决这个问题地，三菱、三井等名震后世的财团就是这样而来。私有资本地注入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商人逐利的本性也是企业始终跟随市场规律的保证。
对于这三条经验。关绪清是十分重视的。好在从一开始。他就秉承着贵精不贵多的标准。工部名下的十几家官办企业走的都是规模化、集团化发展的道路，不仅技术和人才在国内首屈一指。而且各自都相当具有特点，像江南制造生产的产品就以精细着称，而且始终追逐国际先进的技术，而天津机器局就以粗犷、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着称，往往一个产品设计到了他们那里，便会以最简单、经济的面貌呈现出来，以光绪十一年设计的铁轨为例，江南制造局采用的是最好的螺纹钢，并采用德式接技术，其质量几乎和英、美所产的铁轨不相上下，而天津机器局用的则是最便宜的铸钢，采用的是简单的螺帽对接，同等长度，其成本不到江南制造局铁轨的三分之一，而在正常地质气候条件下，其使用寿命几乎相差不了多少。其它的诸如福建船政局专攻造船、东北机器局专攻锅炉蒸汽机等动力的研究、孙德胜专攻军火冶金方面，都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成功之路。
另外关绪清也效仿后世的，把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购入大量法国设备的造船业上。希望能在海军这一领域领先世界。
而如何处理好技术和规模拓展之间的关系，维持一种良性的竞争，就需要处理好第三个问题，如何将这些深深打着官僚资本烙印的企业私有化，使他们真正回归到市场规律中来，不再是某个官员升迁的资历。生产地产品也非不计成本，只是滥竽充数。这个问题才真正急需解决却又难以解决的顽症，由于采取了后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办法，这个时期的官办企业并不像历史上那样虚耗无度，天怒人怨，相反在两次对外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关绪清清醒地知道这都是表面现象，或者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本身具有很多弊端。如企业容易受到行政干预，而非市场规律的支配；企业发展的持续性不足，容易产生一朝天子一朝臣，发展方向混乱的情况；企业员工容易产生积极性不足。靠情面说话，人浮于事的情况。站在关绪清所处地地位和角度，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是唯一可行可靠的长远之计。然而这势必要触动一批官僚的利益，尤其是在这些官办企业身上倾注了许多精力的洋务派官员。他们地反弹势必极其剧烈，这绝不是一句“君子不言利”可以压得下去的。
就在关绪清准备大肆发展工业，积攒“赌本”的时候，一南一北都出了问题。北边就不用多说了，俄国的频繁骚扰已经让关绪清大感头疼。而南边越南、越北两省也接连出现小规模的暴乱。
北边的俄国关绪清已经派了李鸿章去跟俄国人谈判了，坦率的讲关绪清此时心中自己都没有底，如果俄国撕毁两国最新划分的边界线，面对如狼似虎的沙俄还真没有想好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毕竟英国在印度、马来西亚的部队对刚刚被划入大清的缅甸还是窥视已久了的。
南边的情况就要简单很多，都是一些心怀故国。又不满在新中失去地位地前越南官员所为，规模也不过是数十人、上百人在乡村间的抢掠。在刘永福软硬兼施的打压下，现在越来越不成气候，至于前越南国王在醇亲王地严密监视下，倒是老实得很。
对于安南两省，关绪清其实并不是十分担心，一来这个地方，中国自古对其就有足够地影响力，比之蒙古更有过甚，到明朝初年，这里还是中国地一个省，而安南也创下过连续六任宰相全部是来自中国的汉人，像祖籍福建地陈家就曾连续三朝担任安南的宰相；二来从文化上讲，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用的一直是汉字，北部许多越人和广西、云南境内的百姓根本就是同祖同源，许多人都会说汉话，而南部在法国人三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下，反抗力量都消磨得差不多了，百姓对故国的认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而且这片土地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基本统治制度和国内几乎如出一辙，都是采用的地方宗族制度，关绪清以这里的汉人和地方宗族作为统治基础，从他们中间选拔低级官员，从而牢牢地控制了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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