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人财路甚过杀人父母,陈克听说过这句话。他认为这话对也不对,对于中国的地主阶级以及后裔们来说,有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耐人寻味。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革命的经济政策建立在“土改”的基础上。全面没收土地后再进行分配。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彻底覆灭之后,旧有的社会制度也随之覆灭。
陈克生长在二十世纪末期,他开始对政治有了足够兴趣的时期,正是中国高速工业化的世纪之交。在这些年当中,陈克认识了很多人,这些人对于土改的态度惊人的一致,包括陈克在内,大家都认为这是必须的,而且是正义的。大家的分歧仅仅是土改的配套政策是否合理,生产力发展的效率是否够,土改后的思想改造是否彻底。至于旧地主阶级的覆灭,众人一丁点同情都没有。
这个共识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包括陈克在内的不少人祖上出身地主。“如果还有地主的话,光靠这些地咱们得多富?”大家偶尔会这么开开玩笑。但是谈及国家层面的时候,这些地主的子孙们对于土改完全表示支持。因为大家都是工业化时代打造出来的城市阶层,大家的维模式完全是工业化的思路。
从工业国的角度来看,地主靠地租的生产方式太低后。地主们作为当年的社会中坚阶层,占有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粮食。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生产资料与粮食用来搞工业建设。因为每个地主能够拿出来的资源太少,根本不足以去建设工业体系。更别提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工业化的组织和思维模式。历史的局限性注定了这些土包子地主们不可能自发的去建设中国的工业体系。
二十世纪中国的中国如果想对抗外国侵略者,如果想保卫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就必须工业化。既然旧有的土地制度以及衍生出来的地主阶层注定无法实现这个历史使命。在陈克这些工业化城市阶层眼中,旧有的土地制度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罪恶。从国家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主们有意或者无意的犯下了滔天大罪。地主们赖以为生的社会制度,就是一种必须彻底消灭的腐朽制度。
工业国的生产力水平远高于农业国,尽管“土改”消灭了地主,但是土改后建设起来的工业体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提供了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从1911年的清末到1949年的新中国,中国人口在这三十多年中没有什么增长,而中国的人均寿命居然降低到了三十多岁。每三个出生的婴儿中间,就有一个活不到三岁。而共和国在60年间,人口就从四亿多人变成了十三多亿,2011年的人口是1949年的三倍。这还是在实行了大规模计划生育的基础上的实现的。人均寿命增加了一倍多,至于生活质量,更是1949年想都不敢想的水平。
可以说,土改政策结束了中国就有的制度,打下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基石。所以无论土改是如何严厉,因为操作不当,其中有过一丁点现在看不那么温和的事情。但是陈克依然认为,土改本身是绝对正确,绝对正义,而且绝对必须的。
当年毛爷爷在制定土改计划的时候,明确提出“地主五年摘帽”的方针。刘修养作为党内的走派头子,出于工业资本的角度,认为必须要把地主斩尽杀绝,官僚体系在执行土改政策的时候大大走样,这是刘修养为代表的走派的历史局限性。怎么都不能怪到土改和毛爷爷头上去。
但是陈克没办法把这些给同志们说清楚,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向那些百姓说清楚,更别说向地主和他们的家族说清楚。对于陈克来说,他面前的一切都是“过去”,除非陈克在有生之年能够让中国拥有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实力与地位,否则的话,陈克是不可能有什么“未来”的。
所以在1906年的这个夏天,无论是在陈克面前瑟瑟发抖的张有良地主的家族也也好,还是一个个神色凝重,等着陈克最终决断,并且会将之实行的保险团同志们也好。陈克深深知道,自己的命令将决定敌我双方的未来。他必须负起责任来,不仅仅是向自己的同志负起责任,甚至还要向现在的这些“敌人”们负起责任。
陈克要指出的道路,现在就会决定凤台县的未来,如果陈克成功的实现自己理想中的革命,那么陈克今天的就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决定世界的未来。对于跟随自己的同志们,陈克对他们有责负,身为领导者,陈克要带领他们通过重重艰难险阻,登上实现工业化中国的彼岸。而对于敌人,对于陈克所努力行进的道路上的那些被抛弃,被牺牲的人,如果陈克不能够证明自己的道路是成功的,自己的道路能够达成中国复兴的历史使命。那么这些被抛弃、被牺牲掉的人,他们的牺牲就变得毫无意义。如果陈克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也就必然要对这些人承担起责任来。
陈克祖上一百多年前是个中小地主,但是早在20世纪初,他家祖上就卖了不少地,然后迁去城市。子弟们先是在外国人开设的教会学堂接受教育,读完高中后他们又在北洋政府开设的大学读完了机械专业,主攻内燃机。日本人打进中国之后,陈克家族里面全部子弟都投奔了党。因为家里面的族长评价过,“xxx一看就是成事的样子”。这些接受过足够教育的长辈们从此矢志不渝的跟着党奋战,在军队和技术部门勤勤恳恳的工作,有些长辈牺牲在革命胜利前,也有人跟着党一路解放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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