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触诺弗，从维京加山俯瞰它的全景，我对这个广袤的国家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印象。
我在那里呆了几天。斯特凡被杰格和另外四个外国人没完没了的谈话，弄得不知所措，心烦意乱。事实上，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审问而不是谈话。因为可怜的斯特凡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回答所有问题，并对照以前关于我和我的案件的“报告”，给出解释。所以他没有时间带我参观这个城市。我觉得这次旅行，是专门为了满足这些外国人的好奇心而准备的。
他们让我在诺瑟姆曾经工作过的实验室里，呆了很长时间。我在那里感觉很舒服，不必一直追着斯特凡。他们会在实验室科研人员下班后，带我去那里。把我留在诺瑟姆早已荒废的办公室里，坐在一堆堆旧文件中，以便我想起什么。
我在这圆形的实验室呆好几个小时。站在我旁边的外国人，他们拿着笔记本，试图让我想起什么。事实上，这些地方从头到尾都没能让我想起什么。一位叫斯特伦的40岁金发碧眼年轻人，满脸疑惑。他穿着正式的长袍和斜纹腰带，这表明他是一精神等级中层的官员。他和他的同伴，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失望。这与杰格和蔼、耐心的微笑以及其他人平静的信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一天，在出发前几个小时，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年轻，苍白，苗条，灰眼睛的男人，大约20岁。他叫亚历克斯·韦特尔·史密斯，是应斯特伦的邀请从波罗的海国家来的。尽管他看起来很累，但他一到，就赶了过来，站在我旁边，微笑着，不理其他人。
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因为我听说，如果没有他，诺瑟姆不会在事故中幸存下来。当他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飞身扑到安德烈亚斯面前，拯救了这位他非常看重的科学家。
几周前，他刚从波罗的海沿岸的整形外科诊所出院，在那里他已经住院数月。他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又一个奇迹…
从早上开始，我就听说那个穿着斗篷服的智者和另一个叫斯特伦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我和亚历克斯·韦特尔·史密斯的“重逢”上。他们希望他的到来能起到震撼作用，恢复我的部分记忆。因为这是诺瑟姆在坠机前看到的最后一张面孔。当然，他什么也没唤醒我……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他们让他和我们呆了一个半小时，跟我谈谈过去发生的事情和那次决定性的旅行。
然后，他们问我是否记得事故发生前我坐在谁中间。我向他们保证，在莫尔森研究所醒来之前，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接下来，他们就怀疑我睡眠不足。他们说我不可能从那以后就一直醒着，问我是否睡着了，哪怕只有几秒钟。他们引导我尽我所能去想起一个梦，任何我可能做过的梦，甚至是最愚蠢和最微不足道的梦。我平静地回答他们，我完全知道我根本没有睡觉，眼都没有眨。
我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周里，我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尽管最初的“知情人”只有几个。他们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公众好奇而探寻的目标。
“知情人”圈子里，都是严谨而进取的人，具有敏锐的批判性思维和判断力，倾向于怀疑，他们喜欢花时间仔细权衡每件事。这些脚踏实地的人发现，杰格和其他人对我处境的评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有一个人参加过几次讨论，他认为我的口音和一种死气沉沉的古语没有关系，正如杰格所希望的那样。在这个人看来，诺瑟姆遭受的是创伤后休克加上严重的颅脑外伤，与“讲德语的古瑞士人”无关
我也曾无意中听到斯特伦曾告诉杰格，不要在古代寻找我人格的秘密，但要开始以积极的态度来治疗我的健忘症，这样我就可以找回自我。“我们知道他是诺瑟姆，现在我们必须说服他走出他所禁锢的世界，以便在事故发生后，重新回到现实生活。”
我意识到他们在讨论一种类似于我们称之为“人格分裂”或“人格改变”的可能性，他们支持诺瑟姆在我内心深处仍然活着。他们认为我的记忆在事故发生时就被锁住了，就像一扇金属门挡住了理性的通路，使我无法回忆起事故发生时的任何事情，以及之前的一切。
然而，两位智者，埃斯特林和厄兰德，一直在谈论某种“身体外的意识和经验”。我听到他们提到了“无意识记忆”这个词，和杰格不同，他们已经排除了转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另一位智者瓦尔德马尔·埃斯克鲁德的版本则完全相反。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天里，他的追问让我心烦意乱。如果我努力的话，可能会想起1917年我短暂生病的第一天。我试图说服他，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从来没有背叛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起过我第一次昏昏欲睡的那两个星期里的任何事情。
然而，他和银发的科拉尔女士，是唯一在我流泪爆发时给予体谅的人。当我向他们表达我的坚定信念，说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我的时代和地方时，他们没有大声劝阻。
除此之外，埃斯克鲁德和科拉尔更倾向于杰格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正在目睹一种最不寻常和最罕见的超心理学或“通灵”现象，这一现象会以前所未有的清晰记忆和极度清醒的意识状态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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